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佗位是咱的家:
在社會體制邊緣的青春少年


張嘉祥

  我記得少年的我不愛回家,家這個空間對少年的我來說是壓迫和恐懼的,在父母關係冰點甚至爆發的時候,我只會想逃走,於是少年的我流浪在不同的朋友家與親戚家裡。

  「你歸工攏無佇厝,是咧創啥物?!」

  有一次父親走到他不願進門的親戚家門口,隔著紗窗門不肯進來,在外面叫我回去。我會一次次趁著父母不注意或者軟弱無力的時刻跑出家門。

  從小我就不懂,如果兩個人相處在一起過得水深火熱那何必要維持這段關係?我沒有親耳聽過我的父母對我說,是因為孩子還小不能讓他們沒有爸爸或媽媽的理由,只是我會知道這個「理由」會普遍存在台灣家庭的父母心中,從身邊的朋友聊天中聽過他們父母的「理由」。

  於是這些朋友心中就或多或少的染上一些罪惡感,父母的孩子——他們自己變成阻止父母可以過上更好人生的阻礙,他們同樣也不覺得父母是無私為他們奉獻的,只能說會覺得父母很辛苦。

  少年的我和一群同齡的朋友常常仙人游庄似的繞行村里或是整個嘉義,漫無目的,從白天到黑夜,我想盡辦法讓自己減少回家的時間。國中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台灣的晚上對於未成年人是有宵禁的,娛樂場所未成年人在午夜前要離開這我是知道的。我驚訝的是,有一次我們一群小孩半夜遊蕩在民雄連接大林的產業道路上,半夜在路上亂放水鴛鴦跟沖天炮,被巡邏的警車攔下來,要我們填寫勸導單,聽說還要通報到學校:
  「OOO你爸不是也在做警察?我要跟你爸說你半夜在路上亂放炮。」

  單子是寫了,只是後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嘉義故鄉已經傾頹的舊豬舍。這幾年回到故鄉不外乎婚喪喜慶,喜的少喪的多,對於故鄉的印象越來越趨向衰敗,我知道這只是我自己的錯覺,在故鄉那片土地生活的人們每一天都是嶄新的。(攝影/張嘉祥)


甘耀明的《殺鬼》也是我在課堂書桌下閱讀的其中之一,開啟我對於臺灣歷史、魔幻書寫的認識,從完全不同於教科書上的書寫敘事重新認識了歷史詮釋。
(圖片翻攝/甘耀明數位主題館)


  我們流連在網咖或KTV的場所、無照騎車被警察追(我是萬年被載那一個,要記得不要回頭被警察拍到臉)、去過嘉義飆車族的聚會——老實說蠻壯觀,那是在民雄連接嘉義的產業道路,真的像電影有一兩百個人在夏日的深夜聚集在筆直的馬路上,互相比拼機車的性能,我有印象很清楚的一幕,一個上身赤裸少年把一袋冰塊放在拆解得零件外露的機械運轉處,加速機車散熱,比賽開始的瞬間死命地轉油門,我覺得在那一兩百人圍繞的場域,這個玩命的少年在這個瞬間覺得自己的人生是有價值的,哪怕只有十秒鐘也願意。

  我也常常在想為什麼我沒有跑去一起飆車?一起在這種互相的慰藉中得到一些傳統父權社會的尊嚴感?我沒有感覺我有得到,有可能是我其實不擅長這些事,在裡面沒有得到成就感或滿足。我已經成仙做佛的阿嬤在我高中的時候常常擔心我變做歹囝,我都會跟她說妳孫子身材不好,打架打不贏別人,膽子也不夠大,沒什麼本錢做歹囝。

  高中時候學校的課程我其實不怎麼感興趣,我唸的是職業學校,在嘉義來說不算差,但是唸的是商業經營,要學會計,我從小就對數字的邏輯不好,這些加加減減的規則讓我很煩躁。大多數課堂的時間我都在桌子底下讀自己的書,從小說到歷史、哲學、波特萊爾、甘耀明、吳明益、陳雪各種雜瑣的書。我很慶幸我碰到的老師大多能理解我,尤其是我高中時候的班導師,他教數學,我數學很差,他感覺出我似乎在寫作、文學方面比較在行,就蠻支持我讀自己的東西,高三的時候拿了一個臺灣文學館辦的全國性文學獎,從這時候開始我就發覺到,原來自己是有擅長的東西的。

  高中的班導在發給我畢業證書的時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會加減乘除,在黑板上寫了一題四則運算的題目要我寫,萬幸我有寫出來,我跟他說:「加減乘除還可以,開根號就不行了。」

  我跟高中的班導師至今還會相約一起去爬山。

  大學的時候交作品轉學到東華大學的華文系,那是教授文學的專門科系,和傳統中文系不太一樣,創作風氣和思維很新潮,我覺得可能再沒有一個大學科系會比那邊更適合跟讓我快樂了。

  今年因為在青藝盟幫忙行政工作的關系,才知道原來在我的故鄉嘉義,有一個國中專門在招收身處在社會體制邊緣的學生,也因為工作的關係我讀到一些關於這些學生的資料(要寫結案報告),我就不禁的想,我在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一樣是這麼的迷惘,但是如果我的家庭、生活環境跟他們是類似的,這些迷惘跟現實人生碰到的問題真的會讓我絕望,逃離家庭只會是我必須做出的選擇。易地而處,換作是我也不會擁有比他們更多的選擇。

  我常常覺得這些社會體制邊緣的青少年,並不是單一教育局或社會局可以解決處理的議題,它可以像是岩井俊二《青春電幻物語》裡面描述的青少年問題,像是主角之一的星野,也可以像是鍾孟宏《陽光普照》描述阿和的狀況,是社會經濟牽動至社會階層,社會階層連結至家庭狀況,再影響到家庭教育跟體制教育。是任何一個有能力的人或單位可以單獨處理的問題嗎?我認為絕對不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幸運和慶幸,在臺灣有像余浩瑋、青藝盟這樣的人和組織,願意為社會體制邊緣的青少年,做出一些可能徒勞無功但是也可能改變某個青少年一生的行動。

  我認為這樣的行動讓人動容的地方在於長年的堅持(跟虧損),還常常需要熱臉貼冷屁股的陪伴這些青少年,每一年做完一次都讓所有執行的人員大病一場。要說余浩瑋跟青藝盟有得到什麼嗎?可能就是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社會情懷(social interest)的概念吧?。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風箏計畫7.0《神的孩子》視覺宣傳設計。
(圖片翻攝/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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